弗里德曼自由奖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我们每天早晨迎来新的一天。近日回到班上，同事们在聊的事情，真是屌爆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设立于2002年，是为致敬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设立，两年评选一次。奖金为25万美元。该奖旨在表彰那些推动个人自由的重要人士。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颁奖仪式将于2012年5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经过全球公开的提名程序，经九人委员会评比产生。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2012年3月29日宣布，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该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此前曾授予秘鲁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
2002年彼得·鲍尔（Peter Bauer），发展经济学重要人物，曾对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有重大影响。弗里德曼本人对其非常敬重。2004年接受《华尔街日报》访谈时，他认为琼·罗宾逊和彼得·鲍尔最应获诺贝尔奖但却未能如愿。
2004年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秘鲁著名经济学家，曾任秘鲁中央银行行长、秘鲁自由与民主协会的主席，该学会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建树颇多。索托著有《资本的秘密》以及《另一条道路》，他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得到私有产权的保护，这两本书内容可以归结为：承认穷人的财产权，以此促进市场经济和资本的形成。
2006年马特·拉尔（Mart Laar），前爱沙尼亚总理（1999-2002）。拉尔宣称弗里德曼所著《选择的自由》是他任职总理之前读过的唯一一本经济学书籍。在任期间，推动爱沙尼亚多项改革，包括砍掉各种福利项目，减税以及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任期结束时，爱沙尼亚90%的经济都掌握在私人手中。
2008年Yon Goicoechea，委内瑞拉一位法学院的学生，2007年12月委内瑞拉学生民主运动领袖。
2010年Akbar Ganji，伊朗的一位政治异见人士，作家、记者，在伊朗被关押6年，狱中撰文宣传民主。他最为知名的1999年系列文章，调查伊朗的连环谋杀，该谋杀曾导致5位异见知识分子的死亡，调查矛头直指伊朗高级神职人员以及伊朗政府，包括前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
综合来看，弗里德曼奖偏向于颁给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私有化及自由主义的学者，或是为争取人权做出贡献的非西方国家民主运动人士或政治异见人士。83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又获奖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25万美元。3月29日，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宣布了这一消息。
尽管此前茅于轼已经荣获过无数显赫的奖项，但这些奖项大多源于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因此，这次他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自然引起海内外瞩目。
3月30日，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争取自由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
获奖消息甫一传出，祝贺电话、短信和邮件铺天盖地飞向茅于轼在北京的住所。但没多久，便传出他在深圳《中国未来经济展望与金融改革》论坛上的发言—“房地产一破灭，金融危机就会马上到来”。显然，“自由奖”并没有牵绊住这位老人的脚步。
影响许多年轻人一生的人
茅老的家位于海淀一个幽静的小区一楼。出门迎接的是茅夫人赵燕玲女士，茅夫人比茅先生小5岁，家中的人情往来、大小家务基本由她一手操办。
茅夫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没吃过苦，但却跟随茅先生走南闯北五十余载，不管是反右派，还是“文革”，都对挨整的丈夫不离不弃，这在亲人相互揭发、儿子打断老子肋骨的年代，是很难得的。茅先生也说，妻子是他这一生最值得书写的人。
屋内光线很暗，穿过过廊进了厅，视线才慢慢亮堂起来。房子很旧，一眼扫过，每间屋子都密密麻麻地摆着各类书报、奖章，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客厅不大，四周摆满生活用品，略显凌乱、局促，沙发后面的柜台上陈列着茅老荣获的各种奖杯、奖章、奖状。最醒目的是《东方企业家》杂志颁发的“全球华人企业领袖经济学家终身成就奖”。
谈到获奖，茅老很高兴。他说5月4日将携夫人准时赴华盛顿领奖，获奖感言已经写好了，主要是讲“人类社会追求自由几千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又如此难以获得，怎么才能得到它。”
被问及如何处置奖金时，先生脱口而出，“奖金全部捐给社会，一分钱不剩”，一部分会捐给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当今中国最富盛名的非营利性民间智库。
尽管已有83岁高龄，但老人仍然保持着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的良好习惯。每天，他都有各种接待和采访，还要写文章、参加各种会议。现在，天则所他已经去得不多了，所里日常事务都交给现任所长盛洪处理。
俩老虽年事已高，但身体都还算硬朗，经常要去全国各地出席活动，以至于茅老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即便如此，茅于轼还是坚持给年轻人写信，他在博客里发表了很多他回答年轻人提问的博文。每天都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他帮忙，有的向他告状申冤，有的请教问题，有的是采访或活动邀请，还有找他介绍工作的、很多问题他爱莫能助，但都会耐心诚恳地答复。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会把茅于轼称为“影响自己一生的人”。
在挨整中学会隐忍
茅于轼192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名门望族，祖父茅乃登是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父亲茅以新是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母亲亦为苏州名门闺秀；二伯父茅以升则是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主持设计过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因父系和母均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又都有留学背景，因此，茅于轼从小耳熏目染，崇信科学。茅于轼出生不久即随父母去了杭州，从小学到中学，跟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他一共念了13所学校。1946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系，这在当时是非常冷门的专业，大二时转入机械系。1949年全国解放，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带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去了齐齐哈尔，在铁路局从火车司机、技术员一路做到工程师。
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茅于轼被划为右派。对于被划为右派的原因，至今他也无法确定，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了四种可能：一是铁道部右派未达到规定的5%的名额，就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二是他们单位一个右派都没有，而其他研究所都划了右派，人家就说，茅于轼平时讲了那么多的话，怎么可能不是右派；三是因为当时茅于轼的住所离单位较远，每次开会时他都要提前1小时回家，结果就被定为右派；第四种说法是后来上世纪80年代他才听到的，本来要把茅以升定为右派，但因为茅以升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得以幸免，必须得拉一个人代替，于是就找了茅于轼。
当了右派后，茅于轼立即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加上第一个孩子出生，茅家的生活遂一落千丈。1960年，茅于轼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茅于轼饿得全身浮肿，穿不上鞋，也弯不了腰。
自从当上右派，每次运动，茅于轼都是“运动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集中挂牌、批斗、强迫劳动，还被抄了家，夫妻二人都被剃了光头，母亲也被剃了阴阳头。而那个时候，剃了光头的人出门就会挨打，因为这些人必定是反革命分子，人人都可以打他。
说到这段经历，茅于轼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这段经历耽误了自己几十年，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坏事总归有好的一面，就是自己在这段时期更加奋发图强，在数学、力学、英语上没有放松。另一个好处，就是自己在挨整的过程中，学会了隐忍，这种性格使他能适应各种环境，不为所动。因此，今天许多网民因为不理解他的观点骂他、“公诉”他，他可以毫不在乎，“因为，比起‘文革’和‘反右’，这种骂人（的方式）算文明多了”。
“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
茅于轼学的是机械，从事了几十年的铁路工作，后来为什么会成为经济学家呢？
茅于轼说，“我的数学很好，我把经济问题看做是数学问题，很容易就进了经济学。我把经济学看做是财富生产最大化的问题，看成资源最有效使用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用数学来回答。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想出来的。不过，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但最基本的东西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当然，我也看外国的书。”
在从事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过程中，茅于轼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一年，他正好50岁。当时他还没被平反，但已在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希望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去，但因为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被拒绝。
茅于轼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大体可以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方面。”在经济学上的最大成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有人认为，这套理论重构了微观经济学，如果当时国门敞开，茅于轼有可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因为认识到改革的事情比数学更重要和紧迫，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不是追求名声的人，得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