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营建所需贡砖在距京城迢迢几百里之遥的临清烧造，其原因有两种。一是烧造贡砖必须所具备的内部原因：首先临清当地的运河淤积土质好，俗称“莲花土”，细腻无杂质，沙粘适宜，用这种土烧出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再者当地的烧造工艺技术娴熟、独特。烧出的砖品种齐全、色泽纯正、形状规整。有诗云：“朱花钤印体制精，陶模范埴觚棱好。”二是促成皇家指定在临清烧造贡砖的外部原因：临清傍临运河，贡砖烧成检验后可直接装船解运京师。诗曰：“玉河秋水流涓涓，舳舻运砖如丝连”。并且当时临清是卫所重镇，屯兵拥众，又是国家储粮基地，还是商业都会，可以严格控制各地派出徭役滋事生变，满足窑工生活日用所需。
由于临清傍临运河，运输方便，土质特别，水质不碱，成为当时生产贡砖的首选之地。于是在临清划地营建官窑数百座，专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至清代末，烧砖工艺延续达500多年。临清贡砖除用于北京皇宫等建筑外，广泛用于全国各地。
烧制工艺
临清贡砖烧制工艺包括：选土、碎土、澄泥、熟泥、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成砖检验等复杂的烧制工艺。临清贡砖生产工艺复杂精细，且用土讲究，用当地特有的“莲花土”以及漳卫河水（俗称阳水）烧制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
为保证砖的质量，明清两代的临清砖窑，都有一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烧砖用的土，过完大筛子，还要过一遍小筛子，然后再象滤石杰一样，将土用水过滤，滤满一池，待泥沉淀后，再从滤池中将泥取出，用脚反复踩匀，才能用来脱制砖坯。这和烧制陶器的备泥技术差不多。
脱制砖歪是所有工序中最耗体力的一道工序。具体做法是：先在砖模里铺上一层湿布（以便倾倒），然后从踩好的泥堆上取下一块约七八十斤重的泥团，经过反复摔揉加工，最后用力摔入砖模中。泥团的大小和用力的大小既要保证砖模的四解四棱填满填实，又要保证不能因泥团而小而添泥，还则砖坯入窑后烧不成一体。率好后，把带泥的砖模搬到合适的地方倒出来即可。各窑场都设专人检查砖坯质量，棱角分明，光滑平正方为合格，不合格者要毁掉重做，因此，一个最好的工匠，一天也只能部400块砖坯。一般的，一天也就脱二三百块。
脱制好的砖坯晾干之后便可装 窑烧制了。烧砖用的燃料是豆秸或棉柴，因其火旺且匀。烧窑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活，必须由经验丰富的火把势掌握火候。每窑砖必须烧制半个月方能停火。停火后不能立即出窑，此时的砖是红色而非青色。要在窑顶预留的水槽内放水，让水慢慢渗入窑中，水不能太多太急，否则会使窑体炸裂，这称为洇窑。洇窑约六七天时间，洇毕便可出窑了。由于非雨季可大量积存砖坯，故各窑都能常年连续烧制。烧砖用的豆秸或棉此因用量甚巨，需专门筹措。每烧砖一 窑，约需此“八九万斤不等。办柴州县，除东昌府外，有东平、东阿、阳谷、寿张八处，每年领价办柴运送各窑”。“各州县办柴，俱由运河载送，其清（平）、茌（平）、博（平）、三县，皆附近窑厂，不通水道。官悯其陆运之艰，往往挟资就州境采买。以至昨一个附近豆秸和棉柴的价格常常居高不下。
遍及南北
北京故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各城门楼、钟鼓楼、文庙、国子监及各王府营建中所用的临清贡砖比比皆是，处处可见。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皇家陵园营建中所用的“寿工砖”也由临清烧造。此外南京中华门城墙、玄武桥，曲阜孔庙，德州减水坝，张秋镇荆门、阿城、七级等闸坝等处也相继发现临清贡砖，这些砖至今不碱不蚀、敲击有声，500多年的历史中，临清烧造贡砖时间之长、数量之大是中国任何地方无法比肩的。
临清贡砖生产工艺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取得的独特经验，明清时期用此工艺生产的大青砖已被故宫等多处世界级文化遗产建筑所用。 几百年来，此砖不碱不蚀，质地仍坚硬如石，显示了临清贡砖烧制工艺的高超。临清砖开发并恢复生产后，已用于蓬莱水城和成都杜甫草堂的维修，现正扩大生产规模， 以满足全国各地古建筑的修建使用如今，临清贡砖烧制技艺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址发掘
遗址位于临清市东南约12公里的运河右岸，京九铁路穿越遗址西侧,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窑址集中沿河分布，西起河隈张庄村西，东至陈官营村西北，东西绵延约1500米。距河道最近者仅五六十米，远者约700多米。绝大多数窑址已被夷为平地，个别尚存高出周围约2—3米的土堆。
窑址结构基本一致，均有长梯形斜坡式操作间、火门、长方形火塘、马蹄形或长方形窑室及方形烟囱构成。构筑建造方式大体相同，皆在原地面上挖相应部位形制的浅坑，周壁用青砖砌成，以砖铺底。但保存较差，多数仅存底部，砖墙遭破坏。有的窑室及工作间尚存1米深，较差者仅存窑室和烟囱底部的烧结面，但不同时期的窑址形制及规模大小不同。
明代窑址2座。位于发掘区北部，两窑并列。操作间朝东，长方形斜坡式坑，两侧单砖砌墙，局部仅存底部墙基，宽约2.28—2.6米、长约5—6米。火塘呈横长方形深
坑，东与操作间相连，内径横宽约2.5米、纵深0.8米，深约0.9米。火门位于火塘和操作间之间，遭破坏。窑室平面近“马蹄形”，内径横宽5.6—6.5米、纵深1.9—2.6米，单砖砌墙，局部尚存4—5层砖，砖的一侧多数戳印款铭，可辨者有“天启五年上厂窑户王甸作头张义造”，底部以小砖铺底，平行摆成多排，每排略弧。窑室后部等距分布3个方形烟囱，其中两侧的对称外伸。烟囱和窑室间立两块砖，隔出三个烟道。
清代窑址16座。窑室形制有两种：近方形和圆角扁长方形。
方形窑室者皆位于发掘区东部，5座南北并列成排。操作间朝西北，窑室近方形，纵深长方形火塘伸入窑室内，窑室后部砖砌两个方形大烟囱。均遭严重破坏，墙和底部砖被取走。窑室规模相当，内径横宽约4.2—4.9米、纵深约4.6—5.2米。 圆角扁长方形窑室类的窑址主要分布于发掘区东西两侧，东侧的一排工作间大多朝西北，个别向东南，西侧的一排工作间均朝东南。窑室的后部等距分布砖砌的3个方形烟囱，烟囱与窑室间立两块砖隔出3个烟道。保存情况差别较大，东部一排遭严重破坏，窑室周壁、底及操作间两侧墙上的砖基本被取走。唯西部两座保存较好，窑室及工作间的局部尚存0.5-1米高的砖墙，铺地砖保存完好。规模大小不一，大者窑室内径横宽约7.8、纵深约4.3米，工作间长8.8-9.4、内径宽1.5米，通长16-18米。小者窑室内径横宽约6.5、纵深约2.7米，工作间长5.2、内径1.4米，通长9.5米。
还发现道路2条，其中1条有明显的车辙痕，并向河道内延伸，可能与砖的外运有关，但经钻探，在路与现河道的交接处没有发现码头类遗迹，可能因机械清淤破坏。另外，清理了取土坑、垃圾坑、储灰坑、局部活动面及右侧的一段大堤等遗迹。
遗物主要为大量青灰砖，其中完整者且戳印款铭的约100多块，有款铭的残块数百块。款铭格式、内容一致，长方形单线框内单行楷书，内容有纪年、窑户及作头姓名，但不同时代款铭的位置、内容有变化。明代款铭皆戳印于砖的长侧面，阳文楷书，发现有“万历”纪年的残块，其余为“天启元年、三年或五年”，窑户为“王甸”，完整款铭如：“天启五年上厂窑户王甸作头张义造”。清代砖款铭均戳印于端面，绝大部分为阳文楷书，少量为阴文楷书，纪年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几代。完整且字迹清晰者有：“康熙拾伍年临清窑户孟守科作头岩守才造”、“乾隆九年临清砖窑户孟守科作头崔振先造”、“乾隆四十二年窑户孟守科作头崔成造”“道光十年临砖程窑作头崔贵造”等。还发现几块有红色印章的砖，印记位于砖的长侧面，长方形粗线红框内印单行6字红色楷书，字体较大，字迹清晰可辨者为“东昌府临清砖”，相对应的侧面戳印款铭，纪年为乾隆九年。另外，还发现少量青花瓷碗、盘及黄绿釉红陶盆等生活用器残片。
从出土的款铭砖判断，窑址大多属康熙、乾隆年间，个别应早到天启年间，最晚的属道光时期。
据明清史籍及《临清州志》记载，永乐初，工部在临清设营缮分司督理烧砖业，岁征城砖百万，顺治十八年裁营缮分司，由山东巡抚领之。至今在故宫、天坛、十三陵及清西陵等皇家建筑内，均发现有临清砖的标识。临清成为明清两朝皇家建筑用砖主要基地，临清的砖窑厂在当地也被称为“官窑”。虽然明清史籍中多有临清砖的记载，但也只言片语，内容主要涉及窑厂的管理。这次发掘，是明清烧砖“官窑”遗址的首次大规模揭露，使明清以来坊间一直充满诸多神秘色彩的贡砖“官窑”得以重新面世，以丰富的实物资料填补了史籍中有关窑址形制、结构及窑厂规模大小等记载的阙如。这对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清贡砖烧造技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也为运河文化的深入研究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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