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年），字彦鸾，清河（今山东临清市东）人、祖上曾徙居青州之时水（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一带）、东清河鄃（今山东夏津县）和南平原贝丘（今山东平原县恩城）。北魏着名史学家。
崔鸿出身于书香世家。其先人仕南燕和刘宋，伯父崔光是着名史学家，仕北魏，官至太子少傅、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镶着作，曾参与撰修北魏国书。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北史》本传，下引同）仕魏，历官尚书兵部郎中，司徒长史，孝明帝时诏以本官缉修国史。孝昌初年（525年），拜给事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崔鸿“弱冠便有着述志”，他的志向就是要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统的记述十六国历史的着作。他认为自从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虽然“所在称兵，竞自尊树”，但“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他们虽然都是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但他们是这一时代的政治代表和象征，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总结这一时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乘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此外，虽然十六国各有国书，记载本国史事，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亟需加以“审正不同，定为一书”，编撰出一部记录这一时代的全史。
从景明元年（500年）开始，崔鸿便开始搜集十六国的旧史及其他资料。由于当时北魏刚迁都洛阳不久，各种书籍“率多分散”，他不得不“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做到详细占有材料。为了抄录、搜集史料，他几乎竭尽了家产和俸禄，有时甚至没有买纸的钱，可见他是在生活清苦的情况下从事着述的。
到正始三年（506年），《十六国春秋》初稿已基本完成，但为了撰写最后的5卷“蜀录”，他四处访购常璩所撰记载蜀国历史的《蜀书》，但久求不得，为此他又一直耐心等待了近20年，直到得到此书，才补写了最后5卷。由此也可见作者着述之严谨。这样，直到正光三年（522年），《十六国春秋》才最后完成。
崔鸿编纂的《十六国春秋》，体例比较完备，改各国书为录，主为纪，臣为传，又有序例1卷，年表1卷，合计102卷。因为这部史书的叙事以晋为正统，怕忤犯了北魏朝廷，所以当崔鸿在世时，它没有公开传布。崔鸿死后，其子子元才缮写一部，于永安年间奏上朝廷。由于书中刊着了各国遗事，内容丰富，其中虽不免有疏略讹误等缺点，但在当时它仍是一部有价值之作。唐代修《晋书》时，曾征引了本书许多资料，唐宋类书也收录了不少。可惜这部书从北宋以后就亡佚了，现行的辑本有两种；一为明代屠侨孙等辑缀的《十六国春秋补遗辑佚》；一为清代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
正光五年（524年），崔鸿伯父崔光病危。崔光掌修北魏国史多年，但他认为本朝历史不是本朝人所能修成的，史官只需记录时事，编着卷目，便算尽责了。所以直到他临终前，魏史仍“阙略尤多”。崔光把修撰国史的希望寄托于崔鸿，对鸿表示“群才非君莫可”，并向孝明帝推荐了崔鸿。
正光五年（524年），崔鸿受诏撰修国史，可惜他不幸染病，第二年便病逝了。死时崔鸿年仅48岁。
崔鸿是第一个为少数民族政权写史的人。他把十六国时期当作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把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并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他的《十六国春秋》，不仅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在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开日后北魏史、辽金史、元史、清史之先河，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象征。
谢榛
谢榛（1495—1575年），字茂秦，自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山人。山东临清人。明代着名诗人、文学家。与李攀龙、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之一。其诗及诗论，在当时及其后，都有较大影响。
谢榛是一位布衣诗人，一生浪迹四方，未曾入仕。眇一目，自幼喜通轻侠，爱好声乐。16岁时写的乐府曲辞，即在临清、德平一带传诵。30岁左右，西游彰德，献诗于赵康王朱厚煜，为所宾礼，因成为赵王门客。彰德旧为邺地，是汉末建安时期文人荟萃之地，而赵王亦富有文才，喜揽文士，这应该是谢榛居邺的原因。此间，谢诗主要内容是写邺城风光及友人酬答。居久，谢榛不耐陪宴凑趣的帮闲生活，遂以邺城为中心，开始了大河南北的浪游。20余年间，南向沿江而东，游庐山，至南京；溯江而上，观览荆襄形胜。北赴京都，登居庸关，游五峰山，写下了不少纪游诗。与其交往者，大部分是地方官吏、宗室藩王，也有僧侣、隐逸、酒家、学子，其诗也大半是友人唱酬、抒情言怀之作。其间，他曾两登嵩山，寻访禅僧；朱仙镇凭吊抗金英雄岳飞，吹台悼念李白、杜甫、高适。虽其很少与农民接触，但对农民的痛苦生活也有所了解，并表示了深切同情，如《渔樵叹》。
谢榛以“淡泊”自许，但仍关心时事。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内阁首辅夏言和兵部尚书曾铣，因反对权奸严嵩，遭谗被杀；一些友人亦因此而先后贬谪外地，他写了不少安慰、鼓励他们的诗歌。第二年，在河南他听到浚县卢柟冤狱，即北游赴京，奔走于公卿之间，终使冤狱得以平雪。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攻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朝野震动。奸相严嵩不准诸将出击，致使京畿之地惨遭虏掠。诗人睹此，忧愤无端，写《秋日即事五首》、《哀哉行》、《元夕同李员外于鳞登西北城楼望郊外人家，时经虏后，慨然有赋》诸诗以纪其事。
谢榛于嘉靖二十七年（1549年）第一次赴京期间，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相识。当时李、王初出茅庐，而谢已是声闻遐迩的老诗人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诗、写诗，探索诗歌创作的道路。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再度返京时，李、王与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等遂邀谢榛，结为诗社，史称“后七子”。在结社之初，谢榛以布衣执牛耳，为七子领袖，以后王世贞推尊李攀龙，而排斥谢榛；李诗名渐盛，遂成为“七子”魁首。
谢榛在“后七子”中，是唯一提出较完备的论诗主张的人，《四溟诗话》即其论诗言论的结集。他主张复古，认为诗至盛唐便发展到了顶点。但他反对尺尺寸寸的模拟、蹈袭古人成句，主张据眼前景翻出新意。因此，谢榛论诗主取法盛唐，与“前七子”及“后七子”诸人并无不同，而在如何取法古人的方法上，则有许多不同，并指出盛唐诸人有可瑕疵之处，并非尽善；宋诗亦时有佳句，未可全废，持论较李、王诸人公允。同时，谢榛论诗，以格调为主，然也十分重视感兴，与李、王诸人模拟论不同，已开启性灵、神韵之渐。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赵康王卒，年逾花甲的诗人几十年浪迹四方，落拓一身，渔樵未定，只得返回故乡谋生。不久，他又离家出游，四十三年（1564年），应故人之召，客居晋阳，作《留穷诗》，在穷愁之中自我宽慰。后浪游关陕，仆仆道路，心境十分悲凉。这期间即兴感怀，诗多写其凄苦悲凉的心情。如《百花叹》、《偶成》、《积雨感怀》，以及示儿诸诗。
万历元年（1573年）冬，谢榛自关中还，过彰德，谒见赵康王的曾孙穆王朱常清。这位穆王也雅好茂秦诗，待以优礼。在招待谢榛的宴席上，穆王命所爱贾姬奏其所制竹枝词，榛大为感动，第二天一早献新词14阙，姬全部谱曲演奏。第二年元旦，穆王招待谢榛。宴后，“盛礼而归姬于榛。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80余首，投笔而逝。”（《明史》本传）
谢榛诗文，有《四溟集》10卷，《四溟诗话》（亦题《诗家直说》）4卷。
方元焕
方元焕（？～1620）宇晦叔，别号两江，临清人。明代着名文学家、书法家。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举，性情孤傲，一生好古文辞，着有《茗柯堂》、《半林堂》等集。此外还留下专咏临清风物的传记作品，如《碧霞祠记》、《创建土城记》、《学田记》、《通济新桥记》等10数篇。嘉靖年间，他还编纂了第1部《临清州志》。 方元焕尤擅书法，长于行草，闻名海内外。“安南（越南）驿使不惜千金买其字。”嘉靖进士、湖广佥事、松江华亭人周思兼（亦名菜峰）评其书法为：“两江书如卫霍子弟兵，千里赴利神气自倍；又如鹰隼乘风博狐兔转顾自如。”《艺苑卮言·列朝诗集小传》一书评道：“……作行草自矜以为雄伟有力而疏野粗放，署名稍胜。”方元焕的手迹散存全国各地，着名的西安碑林收藏了他的三通碑文，在临清的手迹有“忠考”碑、“第一山”碑，孔庙之“太和元气”、“碧霞祠”记、“居不让山林”等。
周朝瑞
周朝瑞（？～1625） 明代政治家，着名的东林党人。字思永。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周朝瑞考中进士，授为中书舍人。他学识渊博，性格耿直，对万历末年朝政腐败又忧又愤。神宗死后，光宗即位，升他为吏科给事中。
他率先上疏提出给万历朝受错误处理的正派大臣平反，劝光宗近贤达，远小人。疏中还直言不讳地抨击了乱政的太监集团，因此受到太监集团嫉恨，加以罪名，他刚当吏科给事中4天，就被贬官外调。就在这时，光宗病故，16岁的熹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形势发生了变化，东林党人在朝中占据了优势。但是，太监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且日益公开化、白热化。那些在争“三案”中袒护神宗郑贵妃的-皆受到东林党人攻击，他们转而投到太监魏忠贤门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太监魏忠贤靠他的相好、熹宗的奶妈客氏逐渐牢固地控制住熹宗，进而掌握了朝政，形势因此转而对东林党人不利。
周朝瑞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一直站在反太监斗争的前沿。
天启元年(1621)，周朝瑞上疏-阉党邵辅忠，并趁机劝熹宗亲掌朝政，以免大权旁落。天启二年，针对魏忠贤每天引导熹宗游嬉以至不理朝政的情况，周朝瑞上疏请求熹宗按时听朝臣讲课。不久，他与左光斗等人-阉党大学士沈凗，矛头直接对准魏忠贤，请熹宗停止魏忠贤主持的“内操”，并揭露了沈凗贿赂魏忠贤和客氏的事实
